邵会秋 | 关于草原考古的几个问题——从库兹米娜《印度—伊朗人的起源》一书谈起
来源：《西域研究》2012年第4期
关于草原考古的几个问题[1]
——从库兹米娜《印度—伊朗人的起源》一书谈起
邵会秋
爱莱娜·库兹米娜的著作《印度—伊朗人的起源》以考古学为基础，综合了语言学、文献学、民族学和人种学等大量的相关资料，给读者展示出了公元前2千纪草原地区青铜文化发展的动态画卷。本文对书中的主要成果进行简单的介绍，同时对安德罗诺沃文化联合体和安德罗诺沃的扩张、畜牧文化向游牧文化的转变、草原青铜文化的绝对年代与碳十四测年、印度—伊朗人与吐火罗人四个相关的问题进行讨论。
2007年，俄罗斯著名考古学家爱莱娜·库兹米娜（Elena E.Kuzmina）的著作《印度—伊朗人的起源》[2]一书在美国出版发行，这本著作是库兹米娜女士在上世纪90年代中叶出版的俄文专著[3]的增补版，也是她五十余年考古工作的总结。全书分四部分，共26章，地图18幅，线图114幅。该书以考古学为基础，综合了语言学、文献学、民族学和人种学等大量的相关资料，给读者展示出了公元前2千纪草原地区青铜文化发展的动态画卷。全书引用的专著近百部，论文近3千篇，这些数字足以说明作者研究中所花费的精力和其宽阔的视野。《印度—伊朗人的起源》的出版推动了草原青铜时代考古的深入发展。鉴于此书的重要性，笔者将在本文中对该书中的主要成果进行简单的介绍，同时从这些研究出发，对与中国北方和新疆考古相关的草原考古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进行一些讨论。
虽然书名为《印度—伊朗人的起源》，但该书中最重要的内容（书中前22章）就是综合分析已经发现的安德罗诺沃各类遗存和与之相关的文化。安德罗诺沃的研究是库兹米娜女士多年考古研究的重点，在该书中她总结了很重要的三个研究目的：通过比较考古学和语言学资料解释安德罗诺沃文化种族归属；重构整个安德罗诺沃文化物质遗存、经济和文化类型；解释草原经济的独特性及其动态发展。书中的考古资料来源于400多个墓地和遗址，而作者本人参加发掘工作的就有25个。可以说这部分内容是目前安德罗诺沃研究最为全面的综述性成果。
1.安德罗诺沃文化联合体
安德罗诺沃文化最早是由前苏联考古学家C.A.捷普劳霍夫在1929年提出的，他当时是根据1914年在米努辛斯克盆地阿钦斯克州附近安德罗诺沃村旁的墓地而定名的。[4]但此后在十分广泛的地域内发现了大量类似的遗存，学者们逐渐发现米努辛斯克盆地仅仅是安德罗诺沃文化分布的东北边缘，而在如此大的分布范围内各个遗存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别，已经很难用一个单一的考古学文化所能涵盖，因此一些学者提出了更大的概念，库兹米娜使用的是Unity和Entity，也有人使用Community[5]这一概念，即文化联合体或文化区，本文暂且称之为文化联合体。之所以要将这些存在差别的文化遗存归为同一区或者一个系统内，是“因为这些遗存的文化特征能与其他遗存明显地区分开，而他们所组成的这一文化联合体是紧密相连的文化动态系统，是在特定的区域内组成的持续不断的链或网络”[6]。目前可以确定的安德罗诺沃文化联合体分布范围是以哈萨克斯坦草原为中心，西起南乌拉尔地区，东抵叶尼塞河中游和天山地区，向南一直延伸到原苏联中亚南部的土库曼斯坦地区，但北部的界限还比较模糊，可能到达了北方森林地带。
根据库兹米娜的研究，安德罗诺沃文化联合体的文化遗存划分为三个阶段，即形成期、繁荣期和衰落期。第一阶段形成期以彼德罗夫卡（Petrovka）遗存为代表，主要分布于南乌拉尔、哈萨克斯坦北部和中部，年代在公元前2千纪初到公元前17/16世纪。第二阶段繁荣期以阿拉库（Alakul）类型、费德罗沃（Fedorovo）类型和二者的混合类型（Kozhumberdy类型）为代表，此外还包括与之相联系的阿塔苏（Atasu）类型、七河（Semirechye）类型等多个文化变体和地方类型，其中阿拉库类型主要分布于车里雅宾斯克、托博河流域、北哈萨克草原和森林草原地区以及西哈萨克斯坦，费德罗沃类型以及变体分布于乌拉尔、北哈萨克斯坦、中央哈萨克斯坦、东哈萨克斯坦、额尔齐斯河附近、鄂毕河上游、叶尼塞河中游、天山地区、帕米尔高原和中亚南部地区，年代均在公元前15～前13世纪。在第三阶段，阿拉库和费德罗沃类型等典型的安德罗诺沃文化遗存都已经衰落了，在西部东欧草原的木椁墓（Timber Grave）文化以及米努辛斯克盆地的卡拉苏克文化的扩张使安德罗诺沃文化联合体分布范围大大缩减，而且联合体内部也发生了一些明显的变化，此时主要以中央哈萨克斯坦的阿列克谢耶夫卡（Alekseevka）类型以及七河地区的七河类型为代表，年代在公元前12～前9世纪。
在书中，作者对安德罗诺沃联合体的聚落和建筑、埋葬方式、陶器、冶金、服饰、交通和经济等各个方面内容分别进行了论述，同时也结合大量的图表生动地展示了联合体内各类遗存的基本特征，不同类型相似和差异之处。所附地图中也标注了已发现的每个遗址和墓地的位置，这让读者可以更清晰地认识和深入了解安德罗诺沃文化联合体。
新疆地区也是安德罗诺沃文化联合体的一个重要分布区域，但遗憾的是，由于作者对该地区的资料缺乏深入了解，未能对此做出更为详细的分析。我国学者的已有研究成果[7]可作参考。
2.安德罗诺沃文化的扩张
安德罗诺沃文化的扩张一直是草原考古学者非常关注的问题。库兹米娜在书中对其扩张的原因和进程都进行了分析。对于安德罗诺沃文化扩张的原因，有人认为最初动因是东欧草原人群的东扩所迫，也有人认为是生态危机导致的。而库兹米娜在肯定这两个原因外，提出了对矿产资源的追求这一观点，因为阿尔泰、七河和东哈萨克斯坦地区是重要的锡矿产地，而锡在安德罗诺沃冶金业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所以对锡矿的需求和控制可能是安德罗诺沃文化扩张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我们看来，导致安德罗诺沃人群扩张的原因非常复杂，但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其经济方式导致的。在畜牧业发达的安德罗诺沃部落中，牛是最重要的牲畜之一，而草原是低能量的生态环境，1平方公里的草场只能喂养6～7头牛，20～25年就将耗尽一个草场，一个草场的复苏则需要50年的时间。[8]而安德罗诺沃部落又属于定居的畜牧人群，人口的增加与肉乳食品结构导致草场的匮乏，这种局面迫使每个聚居地的安德罗诺沃人群不断地向外迁徙扩张。草原地区也是生态的脆弱地带，气候的变化也是加速其人群迁徙扩张的重要原因。而对锡矿的获取使得东哈萨克斯坦和七河地区成为安德罗诺沃文化联合体的重要控制区和最发达的冶金中心。
安德罗诺沃文化的扩张与其发展基本是同步的，至少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早期的形成和迁徙阶段，在当地新石器基础上，受到西部阿巴舍沃（Abashevo）文化影响形成了彼德罗夫卡遗存，之后该文化迅速扩张很快就占据了南乌拉尔、哈萨克斯坦北部和中部，同时在南部的泽拉夫善河流域也出现了彼德罗夫卡类型陶器；第二阶段，到公元前15～前13世纪，冶金业和畜牧经济的高速发展，加速了安德罗诺沃文化联合体的扩张进程，向北到达米努辛斯克盆地，向东进入新疆，向南与中亚绿洲人群接触，向西不断压制木椁墓人群的发展；第三阶段，公元前12～前9世纪，安德罗诺沃进入了衰落期，在东北部卡拉苏克文化和西部木椁墓人群的双重挤压下，安德罗诺沃人群向南和向东迁徙，到达了中亚南部地区，但同时仍然占据着七河等地。
对于安德罗诺沃文化衰落的内部原因库兹米娜在其书中没有提及，但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安德罗诺沃的社会组织。从考古资料看，安德罗诺沃人群各个部落间关系非常松散，很显然没有统一的权力中心和集权组织，这与后来匈奴游牧文明差别明显。具体表现为对外扩展时不存在统一行动，而是具有很大的随意性，有战争也有和平相处，一些部落在扩张的过程中接受了南部绿洲农业，并逐渐与之融合。部分人群则保持强势的殖民统治。联合体内部的不稳定社会组织最终无法支持无限度的扩展，这很可能是导致安德罗诺沃文化联合体衰落的一个重要的内部原因，再加上气候和环境的恶化以及外来文化的挤压，最终导致了安德罗诺沃联合体的衰落。
安德罗诺沃文化扩张所采取的方式除了迁徙和殖民外，还存在融合，最为典型的就是安德罗诺沃人群与巴克特里亚—马尔吉亚纳文化体（BMAC）的关系。在巴克特里亚北部地区费德罗沃人群与绿洲农业人群相结合，形成了兼有两种系统文化特征的遗存。
对安德罗诺沃文化在新疆的扩张，作者虽然在第二十章对安德罗诺沃文化与新疆的联系进行了专门的论述，但由于对新疆地区考古资料缺乏详细的了解，一些结论还值得商榷。库兹米娜将新疆南湾和焉不拉克等地出土的刀、镞和铜镜等青铜器都归于与安德罗诺沃联系，这一点我们并不赞同。目前在新疆地区发现大量的与安德罗诺沃文化相关的遗存，最近在伊犁地区也发现了新的属于安德罗诺沃文化的墓地。但从目前的发现看，新疆地区的安德罗诺沃文化遗存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是西部地区，包括伊犁、塔城和喀什等地，这些地区都发现了安德罗诺沃文化联合体的墓地和遗址；第二个层次是新疆中部的焉耆盆地，这个地区东方彩陶文化与安德罗诺沃文化并存；第三个层次体现在东疆地区遗存中的部分因素，甚至包括对中国北方地区的渗透，只是部分青铜器的传播。[9]安德罗诺沃文化在新疆的扩张并不顺利，遭到了东方彩陶文化系统的强烈阻击，而东疆地区一直被彩陶文化所控制着，这里出土的大部分冶金产品也都与甘青地区青铜文化铜器相一致。[10]
另外，书中还提到中国的马和马车都是安德罗诺沃人群通过中国北方人群为中介传到中原地区。笔者认为这只是一种推测，我们赞同中原的马和马车都是从草原地区传入的，但何时以及如何传入目前尚没有可靠的证据来解答。
二、畜牧文化向游牧文化的转变
库兹米娜不仅对安德罗诺沃和木椁墓等畜牧文化做出细致的分析，在书中第二十六章，她还对早期游牧文化中马具、武器和动物纹装饰这斯基泰三要素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分类介绍，她认为，斯基泰时代的游牧文化是从草原的畜牧文化发展而来的，而不是从别处迁入的。这里所说的畜牧经济是指大量的饲养马、牛和羊等家畜但采取定居的经济方式，安德罗诺沃人群就属于这种经济方式。虽然安德罗诺沃文化分布区内地理环境多种多样，有山地、沙漠和高原，但分布最为广阔的是草原，这为它的畜牧业发展提供了绝好的条件。安德罗诺沃文化不同时期不同遗址动物比例并不一致，但总体看来，牛的比例最高，羊略少或与牛相当，马占10%～20%，不见猪。同时大量防御性的聚落、数量较多的农业生产工具以及碳化谷物的发现都说明农业在该文化中占有一定的地位。而经历了公元前12～前9世纪的发展之后，草原地区人群改变了经济方式，变成了游牧经济。游牧是采用游动放牧的一种经济方式，是人类为适应特定环境而产生的一种精细的经济社会体系，它利用的是边缘和不稳定资源，更需要技术和生存技巧。但游牧经济在社会中不能单独存在，必须要有狩猎、采集、农作、贸易和掠夺等辅助生业作为经济补充，因此游牧社会中没有纯游牧，只有专业化游牧（specialized nomadic pastoralism）。[11]早期的专业化游牧可能出现在公元前1千纪初，但随即就在草原地区迅速发展，到公元前7世纪左右，整个欧亚草原地区都已经被游牧人群所占据。这些人群包括黑海北岸的斯基泰人、北高加索和里海北岸的萨夫罗马泰人、哈萨克斯坦和天山地区的塞人、南西伯利亚的塔加尔人以及阿尔泰、图瓦和蒙古等地的早期游牧人。虽然各种游牧文化都有自身的特色，但武器、马具和动物纹装饰以及墓葬中殉牲、少见或不见定居遗址是其共同的特征。它们与之前的安德罗诺沃等畜牧文化有较大的差别。
实际上大多数学者都基本能接受这些游牧文化是从草原地区的畜牧文化发展而来的这一结论，但现在问题的重点是导致畜牧文化向游牧文化转变的原因以及所经历的过程。虽然书中也提到了游牧社会产生的一些因素，例如轻便可移动的房子发明、可运载重物的车子使用以及公元前12～前9世纪骑马人出现等，但作者未能对这些问题给予更多的解答。当然根据目前的资料，我们还无法详细地还原这一个转变过程，但可以根据部分线索做出一些推测。
早期安德罗诺沃人群几乎每20～25年就要更换草场，然后迁徙扩张。在经历了几百年的扩张之后，到公元前12～前9世纪，人群的发展达到了一个极限，尤其是在草原地区，这使得该地区矿产和草场资源的争夺加剧，这一时期窖藏青铜器的大量发现很可能暗示了这种争夺所导致的频繁战争。这种条件下，定居的聚落农业和固定草场的放牧已经无法生存，这迫使人们采取更为灵活的经济生产方式——专业化游牧。而库兹米娜书中所提到的轻便可移动的房子发明、可运载重物的车子使用以及公元前12～前9世纪骑马人出现等因素则是经济方式转变的技术保证。
另外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在公元前10～前8世纪，也就是游牧文化的形成阶段，在整个欧亚草原地区发现的属于游牧遗存的数量还非常少，[12]这说明游牧最先是在小范围内发生的，但是一旦部分地区产生了这种经济方式，就需要有足够的辅助生业来支持，很可能这时期人们选择了掠夺作为辅助，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一批批游牧人群骑着马不断地闯入定居或半定居草原畜牧人群的聚落中，迫使他们放弃自己的居住地，采取游动的经济生产方式。在这一过程中各个部落武装化、移动性都不断加强，这促进了马具和武器的发展。由于草原是不稳定的农业地区，农业在这种情况下会遭受致命的打击，无法在草原地区继续。越来越多的草原人群加入游牧大军中，这样游牧社会就形成了。而且流动的生活、频繁的战争冲突、掠夺战争，这些也促进了更加广泛的财富交换和文化交流，这也可能就是早期游牧文化相似性的原因。
青铜文化的绝对年代是草原考古中非常重要且目前争议较多的问题，确定这些文化的绝对年代主要依靠以下几种方法：（1）与埃及、美索不达米亚有纪年国王谱系年代对比；与古希腊和中国器物的类型学对比；（2）碳十四测年；（3）树轮年代学。由于树轮断代存在着许多的限制因素，在独立测年上应用的比较少，主要用来校正碳十四测年数据。早期的碳十四测年数据数量少，且结果较为分散，因此，包括吉谢列夫、库兹米娜和切尔内赫等俄罗斯著名的考古学家和冶金考古学家在其早期的研究工作中，主要利用的就是第一种方法，同时也参考已有的碳十四数据，最终得出自己对青铜文化绝对年代的判定。[13]近些年来，俄罗斯地区很多实验室都对不同遗址出土的标本进行了碳十四测定，得到了数量较多的测年数据。但这些碳十四数据呈现越来越早的趋势，与之前很多学者研究结果相差较远，包括本书的作者库兹米娜女士。在书的后记中，她写到了三点自己几十年研究也未能解决的问题，包括碳十四测年数据和安德罗诺沃文化绝对年代、公元前3～前1千纪欧亚草原部分地区的古地理学重构以及考古资料与印度—伊朗文献信息的比较。碳十四测年数据与她判定的绝对年代不一致，这令她非常困惑。虽然很迷茫，但在书中她基本坚持了自己原先的判定，只是非常谨慎地将部分文化类型的年代上限向前提到公元前2千纪初。而且在附录中库兹米娜专门对安德罗诺沃文化的绝对年代进行了讨论，同时把相关的已经测定的这些碳十四年代数据在附录中列出，这样既给后来研究者查找分析提供了方便，也体现了她谨慎客观的研究态度。
目前在考古学上碳十四测年已经成为了研究绝对年代最为重要的手段，但是由于在国内和国外不同实验室、选取不同标本（人骨、木炭和植物种子）、使用不同方法（常规测年和加速器测年）以及通过不同测年数据拟合过程都会得到差异很大的结果，而且还存在着所测标本的污染问题，[14]因此其准确度遭到了很多考古学者的质疑。在这里我们无意讨论碳十四测年的局限性，而是想关注一下如何使用这些碳十四数据。考古发掘工作中很多墓地和遗址都测定了多组的碳十四数据，但这些数据往往是跨越百年或几百年的年代范畴，这让我们在使用这些数据时感到非常地困惑。以南乌拉尔草原地区的辛塔什塔墓地为例，经过校正的碳十四测年数据跨度在公元前2250至公元前1390之间，而从树轮测年看，这个墓地使用时间不会超过130年。这说明如何选用这些结果对该墓地绝对年代判定意义重大。
国内外学者在使用碳十四数据时，往往统计出一个概率来，选取比较集中的数据。以阿凡纳谢沃文化碳十四数据图为例（图一），[15]选取95.4%和68.2%这两个比例的数据段作为最后的年代判定结果。这种做法在俄罗斯学者中应用非常广泛。[16]这样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缩小整个数据的年代跨度，但是即使如此，年代数据的跨度依然非常大，而且与传统考古学器物比对所判定的年代结果也存在着差异，如何选择使用这些结果的问题仍然困扰着研究者。而在现在的这种情况下，如果仅仅以测定的碳十四数据上限来判定某个遗址或者文化的年代，必将使很多文化年代上限被提前。而单依靠碳十四年代的结果来考虑器物传播的早晚，得出的结论往往就有可能产生偏差。
图一 阿凡纳谢沃文化碳十四数据年代统计图
因此在草原考古学文化的研究中，还是不宜仅根据新测定的碳十四数据将以前判定的青铜文化绝对年代完全否定，笔者赞同库兹米娜女士的这种做法，也同意她对这些青铜文化的绝对年代判定结果。在现有的条件下，使用碳十四数据结果时，需要非常的谨慎，应该把它当做一种参考，而不能完全让碳十四数据牵着鼻子走。当然不能因为存在问题就否认碳十四测年的作用，由于考古发现可对比的纪年资料数量非常少，碳十四测年仍然是当今考古学文化年代判定的重要参考。对于考古学者来说，除了要谨慎地选取碳十四数据外，还需要做的就是尽量采取措施减少标本被污染的几率，同时多选送同一考古单位的不同质地的标本测定，使测定的数据系统化，也为今后研究时选用结果提供一定的便捷。
印度—伊朗人(也被称为雅利安人)的起源是库兹米娜女士在书中关注的主要问题，这个问题的论述贯穿着整本书的各个章节。她认为：1.印度—伊朗人是印欧人的一支，这个人群不是来源于近东地区的灌溉农业文化，而是与欧亚草原地区的畜牧文化相关。2.公元前2千纪的安德罗诺沃人群和木椁墓人群与印度—伊朗人有密切关系，其中安德罗诺沃人群最有可能是印度—伊朗人。3.印度—伊朗人是随着安德罗诺沃和木椁墓人群的迁徙和扩张到达了中亚南部地区，后来分化，其中一支进入印度次大陆，形成了印度雅利安人，另外一支到达伊朗高原，形成了伊朗人。而分化的时间大约发生在公元前2千纪末。
为了论证自己的观点，库兹米娜在书中列举了大量的考古学证据，同时也结合了部分人种学和语言学的研究成果，甚至还引用了古代波斯的《阿维斯陀经》和印度的《吠陀经》等文献资料。这些证据包括马和马车的传布、发达的畜牧经济、相似的冶金产品和陶器以及《阿维斯陀经》与《吠陀经》存在相似的同源词等等。但是族群、语言、人种和考古学文化之间的关系十分复杂，将这些全部联系起来需要非常系统而充分的证据，尤其是将考古学文化与文献记载的族群一一对应，更是非常困难。
国内学者对于印度—伊朗人研究较少，但是对于另外一支印欧人群——吐火罗人，则给予了较多的关注。因为在新疆吐鲁番和塔里木盆地，发现了公元500～800年的吐火罗语文书，近些年来已经有大量的相关研究成果发表。[17]学者们在研究吐火罗人过程中仍然会遇到与印度—伊朗人起源一样将考古学文化与文献记载族群相结合的问题。我们在这里不想分析到底哪些人是吐火罗人，哪些人是印度—伊朗人，因为这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仅依靠考古学证据也无法解决。但是语言学和文献学的研究成果中有两点引起了笔者的注意：一是印度—伊朗人与吐火罗人同属于印欧人群，但吐火罗人从原始印欧人中分离出来的时间早于印度—伊朗人，分布地理位置也在其东边；二是吐火罗人与印度—伊朗人虽同属印欧人，但二者基本上没有太多密切的关系，吐火罗语与印度—伊朗语也不存在紧密联系。[18]这两点结论我们似乎可在新疆史前考古中找到一些线索。
作为亚欧大陆腹地的新疆地区，在青铜时代就已经成为早期东西方文化交流最前沿阵地。东西方不同人群的迁徙和交流，不同文化之间的交往，形成了新疆地区史前文化的多元性特征。其中在青铜时代的考古学文化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到两个不同时期来自西方文化的影响。
第一时期是公元前2千纪初至公元前2千纪中叶，在新疆目前主要确认了属于这一时期的天山北路文化[19]、小河文化[20]和克尔木齐早期遗存[21]三支考古学文化遗存。这些遗存中除了天山北路文化显示出了与中国西北地区青铜文化的密切关系外，其他两种遗存主要都与西来人群相关，而且即使是天山北路文化中也存在着部分来自西方的人群。[22]第二时期从公元前2千纪中叶开始，来自西方的人群主要是哈萨克草原的安德罗诺沃文化联合体，该类遗存占据着新疆的西北部和喀什的塔什库尔干地区，并对这一时期新疆地区的新塔拉遗存、哈拉墩早期遗存和尼雅北部类型遗存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影响。[23]
我们发现虽然这两个时期的西来人群同属于印欧人群，但都分属不同的类型，[24]文化上也属于不同的系统，第一时期的克尔木齐早期遗存和小河文化属于圜底卵形容器系统，这种容器系统与东欧草原的竖穴墓文化和米努辛斯克盆地的阿凡纳谢沃文化相似（图二）；而第二时期进入新疆的安德罗诺沃文化联合体主导陶器因素是平底缸形器系统，与哈萨克草原地区的安德罗诺沃人迁徙扩张相关。
图二 圜底卵形容器对比图
1-3.小河文化 4-6.克尔木齐早期遗存 7-9.阿凡纳谢沃文化 10-12.竖穴墓文化
从这些考古学的证据我们可以做出如下推测：公元前2000年左右，西方人群的第一次大规模远距离迁徙沿哈萨克草原从西北部进入新疆，一直到达东部的罗布泊地区，在特殊的环境下形成了小河文化，另有部分人群到达了东疆哈密地区,融入了天山北路文化中；公元前2千纪中叶开始，哈萨克草原的安德罗诺沃人群不断扩张，从伊犁和塔城等西部区域进入新疆，而他们与前阶段的人群不存在直接的联系。这些推测似乎与之前所提到的两点语言学和文献学研究结论存在着某种联系，也为研究早期印欧人群东迁提供了一定的线索。
长期以来，与草原相关的新疆和北方等边疆地区考古发展一直滞后于中原地区，而现代这些边疆地区都是古代各种文化和各个民族交汇融合的中心区域，东北边疆是东北亚交流的中心，北方长城地带是农牧文明交错的中心，西北地区则是古代中西方文化接触的中心地带。因此这需要我们在研究中扩大视野，充分了解与中国相关的境外地区情况。而从北方和新疆地区来看，就需要我们了解草原考古，西方学者经常批评中国学者在研究中缺乏对中亚和北亚地区的重视，这确实是我们需要努力的地方。吉林大学的林沄先生曾指出：“中国学者当前的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应该加速和加大力度走上世界，开拓视野和思路，把中国史研究作为世界史的有机部分来研究。”[25]我想库兹米娜女士的这本巨著则给了我们更好地认识草原考古和了解古代世界的一个机会。
[1]本文系吉林大学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项目（项目编号：2010ZZ042）研究成果，并得到了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项目编号：10JJD770001）和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项目编号：10CKG001)的资助。
[2] Elena E.Kuzmina，The Origin of the Indo-Iranians,Boston,2007.
[3]Е.Е.Кутзъмина，Откуда пришли индоаин，Москва，Росси йская Академия Наук，1994.
[4]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第15～16页。
[5] E.N.Chernykh，Ancient Metallurgy in the USSR, Transl. by Sarah Wrigh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pp.210-215.
[6] Elena E.Kuzmina，The Origin of the Indo-Iranians，pp.9-16.
[7] Mei Jianjun，The Existence of Andronovo Cultural Influence in Xinjiang during the 2nd Millennium BC, Antiquity 73(1999)，pp.570-578；邵会秋：《新疆地区安德罗诺沃文化相关遗存探析》，《边疆考古研究》（第八辑），2009年。
[8]杨建华：《辛塔什塔：欧亚草原早期城市化过程的终结》，《边疆考古研究》（第五辑），2006年，第216～225页。
[9]邵会秋：《新疆地区安德罗诺沃文化相关遗存探析》，《边疆考古研究》（第八辑），2009年。
[10]潜伟：《新疆哈密地区史前时期铜器及其与邻近地区文化的关系》，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年，第87～99页。
[11]王明珂：《游牧者的抉择——面对汉帝国的北亚游牧部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63页。
[12]这种转变期遗存主要包括黑海北部的前斯基泰人，顿河—伏尔加河地区的前萨夫罗马泰人和阿尔泰地区的阿尔然一号王冢等。详见Georg Kossack，On the Origins of the Scytho—Iranian Animal Style，Towards Translating the Past ed. Bernhard Hansel etc. Berlin,1998，pp.39-96；T.Sulimirski，The Sarmatians，Ancient People and Places（73卷）,Thames and Hudson,1970，pp.39-53；Leonid Marsadolov，The Cimmerian Tradition of the Gordion Tumuli Found in the Altai Barrows, in: Kurgans, Ritual Sites, and Settlements Eurasian Bronze and Iron Age,BAR International Series 890,2000,pp.247-258。
[13]吉谢列夫：《南西伯利亚古代史》，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1981年，第35～53页；E.N.Chernykh，Ancient Metallurgy in the USSR, Transl. by Sarah Wright.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
[14]方燕明：《河南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碳十四测年的若干问题讨论》，《中原文物》2005年第2期。
[15] Evgenii Chernykh，Ancient Metallurgy of Northeast Asia：from the Ural to the Saiano-Altai, In:Metallurgy in the Ancient Eastern Eurasia from the Ural to the Yellow River, Katheryn M .Linduff edited. New York, 2004, pp. 19-22.
[16]〔俄〕科瓦列夫著；邵会秋，潘玲译：《蒙古青铜时代文化的新发现》，《边疆考古研究》（第8辑），2009年，第246～279页。
[17]林梅村:《吐火罗人与龙部落》,《西域研究》1991年第1期；林梅村：《吐火罗人的起源与迁徙》，《西域研究》2003 年第3 期；徐文堪：《吐火罗人起源研究》，昆仑出版社，2005年；王欣：《吐火罗人的族属》，《西北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
[18]徐文堪：《吐火罗人起源研究》，第49～104页；J.P.Mallory，Victor H.Mair，The Tarim Mummies，Thames﹠Hundson，2008年。
[19]吕恩国，常喜恩，王炳华：《新疆青铜时代考古文化浅论》，《苏秉琦与当代中国考古学》，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172～193页。
[20]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小河考古队：《罗布泊小河墓地考古发掘的重要收获》，《吐鲁番学研究》2005年第1期。
[21]邵会秋：《试论新疆阿勒泰地区的两类青铜文化》，《西域研究》2008年第4期。
[22]王博，常喜恩，崔静：《天山北路古墓出土人颅骨的种族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
[23]邵会秋：《新疆地区安德罗诺沃文化相关遗存探析》，《边疆考古研究》（第八辑），2009年。
[24]韩康信：《新疆古代居民种族人类学研究》，《丝绸之路古代居民种族人类学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32页。
[25]林沄：《柯斯莫〈中国前帝国时期北部边疆〉述评》，《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3年第3期。
(作者单位：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
编校：王文洲
审校：李文博
审核：陈 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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